干坝子墓地位于丽江市宁蒗县大兴镇红旗社区干坝子居民小组，西临宁蒗河，墓地所在区域属于宁蒗河东的一级台地，墓地面积十余万平方米，墓地最高点与宁蒗河水面高差约40米。该墓地从2008年以来多次被盗，尤以2008年为甚，当时墓地范围内分布有盗洞近500个，地面随处散落盗墓者遗弃的残损铜器和陶器等。

为初步了解墓地的分布范围和文化性质，并为下一步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依据，我所于2013年10月中旬至2014年1月中旬对该墓地进行了主动性发掘，发掘面积1000平米。

本次选取的发掘区域位于墓地北部边缘，系为数不多未被盗掘的区域，墓葬保存较好。发掘共清理墓葬128座，墓葬开口距地表平均约1.7米，东西两个区域分布密集，叠压打破关系复杂，以M60为中心的中部区域则相对稀疏。墓葬大多为中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，另有4座瓮棺葬。其中中型墓两座，编号M60和M62，墓坑长5米以上，宽2米以上，其余均为小型墓，长3米以下，宽1.5米以下。墓坑深度大，最深的M50其墓底到墓口深近5米，其余墓葬的平均深度在2米左右。人骨保存较差，基本无残留，只在个别几个墓中发现有零星腐朽严重的人牙。墓葬大都为西南—东北向，即头朝宁蒗坝区，脚向高山，仅有一座与上述方向相反。从随葬品的摆放方式来看，墓葬大都为单人直肢葬，M60可能为双人合葬，另有一座墓疑似叠葬。所发掘墓葬大都发现有木质葬具残留，其中M109葬具保存完好，为双层井干式卯榫结构木质葬具，其结构和宁蒗彝族传统木结构房屋相似。另近四分之一的墓葬明显发现有用白膏泥封填葬具的现象。4座瓮棺葬所在的墓坑均为不规则椭圆形，瓮棺由一手制夹砂红陶瓮和夹砂黑陶钵做盖构成，瓮棺横放在墓底多已残破，其中一件瓮棺内还发现有人牙。

出土随葬器物丰富，共计千余件（套），根据质地可分为铜器、铜铁合制器物、铁器、金器、陶器、玉石器和藤编器。铜器可分为兵器、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具、护具、装饰品。其中兵器数量最多，包括剑、矛、斧、钺、戈、镦、箭镞等。生产工具有削和凿。护具主要为臂甲和腹甲。装饰品有头饰、镯、“干”型器、杖头饰等。生活用具为一面铜釜和一盏铜灯；铜铁合制器主要为铜柄铁剑和铜骹铁矛；铁器数量较少，仅见一柄铁矛；金器数量较少，仅两个墓有发现，器型为珠饰、钏和镯，属于装饰品，所出金器的总重量近500克；陶器是本次发掘出土最多的器物，根据陶质陶色可分为夹砂褐陶、夹砂黑陶和夹砂红陶，根据器型可分为双耳罐、单耳罐、杯和纺轮，均为手制。双耳罐可分为大小两种，大型双耳罐多为夹砂褐陶或红陶，火候低，陶质差。小型双耳罐多为夹砂黑陶，火候高，陶质坚硬，胎体薄，表面磨光。单耳罐仅见大体型的，均为夹砂褐陶或红陶。陶杯是出土数量最多的陶器，均为夹砂褐陶，喇叭口，鼓腹，平底，底部外侧多有一道或两道刻划符号。纺轮数量较少；玉石器有玉镦，玛瑙、绿松、烧料以及白色石灰岩制作的串珠和砺石坠；藤编器仅见藤类植物制作的臂甲和腿甲。

随葬器物的摆放颇具特点。金属器以及玉石器多位于墓底或墓主生前佩戴的位置。陶器则分为三种情况，一是放置于墓底头端葬具外，二是放置于头端葬具上方，三是放置于墓坑头端的填土中。这三种摆放方式或单个存在或多个并存。发掘区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墓葬其随葬器物组合也有所差异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陶器组合。以M60所处的中部区域为分界，东部区域的陶器组合多为几件夹砂黑陶双耳罐，基本不见陶杯；西部区域则为一件体型较大的夹砂褐陶或红陶双耳罐，带一件夹砂黑陶双耳罐和若干陶杯，陶杯的数量多至20余件。这种差异可能反应了时代或文化性质的不同，形成差异的具体原因暂时不明。

本次发掘区域位于墓地的北部边缘，仅1000平方米范围内就分布有128座墓葬，墓地的中心区域应更为密集，照此推算，墓地内的墓葬数量保守估计至少在一万座以上，其数量之多及密度之高在全国的青铜墓地中尚属罕见。从出土的器物初步分析，此次发掘的墓葬其时代可能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前期，其具体的断代还有待出土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和解读。宁蒗干坝子墓地是目前发掘的为数不多的大型土坑墓墓地，其中出土的很多器物与滇西北石棺墓出土的器物相似，但无论是器物本身还是葬式葬俗也存在一定的差异。此地为司马迁所述西南夷中的徙、筰都的区域，本次发掘为探讨、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又一个新的青铜时代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。